S：您指的是长期在国外学习？

李：至少半年一年。其实发达国家的学生都有这样的去国外学习的经历，他们已经把这融入到课程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我们竞争就少了一份东西。同样的学习以外，他有个跨文化的经历，你却没有，如果你能适应一个新的文化，这个锻炼就足够了。你从这个地方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适应，就像我这样的人从山区里来到上海适应工作，我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了，做别的事情也能做好。如果中国人到国外就不能适应，那就说明有问题。就像作为一个人才，你到哪里都能工作起来，拿来电脑就可以开始工作，就应该这样。

S：就是天下大同的感觉。

李：就是这样的，到哪里都应该适应。不是到哪里，什么饮食无法适应，吃不了西餐，每天都要吃中餐，没有就饿死了。那是不行的。或是到了那里，说不适应气候，这都不行的，那不是现代人。现代人去任何地方，可能公司派你去那边工作，你就要适应那边工作。很遗憾的是，很多机构要派人派不出去，到那里就不适应，或者语言不会，那边文化一点都不了解，或是饮食，身体上有问题，这个就有问题。

S：那您怎么看现在留学低龄化的问题？

李：留学不存在低龄化的问题。很多媒体对此定义的不好。留学可以在每个层面上去的。

S：其实事实上也没有规定一定要大学毕业以后才能出去留学。

李：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来说，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能够自由。我现在一直在说，作为家长，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孩子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受教育的，没有国家的障碍和概念。我的孩子在英国受教育很好，那就让他在英国受教育，你要在美国受教育就去美国，在新加坡，香港，北京，广州都可以的，不用把他限定在非要在哪受教育，这是很狭隘的。所以家长咨询的时候，我一直在说，你如果现在没走，不要有教育受地域限制的概念，你要考虑哪里的教育对他发展最有利，最有效率，你支付得起，你就去做，从地域上考虑的传统早就过去了。

S：所以您觉得这样的投资是值得的？

李：完全值得。

S：在未来的日子里，您还想尝试什么新的东西？

李：我还有很多世界的角落没有去过，我可能想去一下南北极，但我不知道我体力行不行，要锻炼。因为我认识一个，很尊敬的一个英国的大学校长，我已经给他发邀请，过几天会来，他在南极和北极两地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五年。那年他过来的时候，我们正好放《极地英雄》，我说这个片我不要看，你就是"极地英雄"，你在那生活五年，太厉害了。他是全球南北极研究的第一号人物,是这方面的专家。

S：您能简单说说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吗？上海赴澳的留学办公室。

李：实际上我在这个中间有一个经历，我在一家大型国有公司里工作，一开始去那边工作，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经历，我去波兰华沙工作了半年。回来以后我就应聘到一家公司，待了三年，这个公司是个正规的公司，我就接触到市场是怎么回事。我去应聘的时候，他就给我业务部经理，我没做过这个业务，但是他给我讲了一句：很简单，公司里招了很多干部子弟，都是学校刚出来的，他说只要管住他们就行。因为业务都在那里，是设备租赁的美国公司，从美国买的设备，租赁到其他公司，只要收钱就行。所以一些干部子弟都在里面，我想不开发业务不行，我同时还要开发业务，把他们带着。在那里做了三年，没有一笔钱坏在我这里，公司里其他钱坏我还要帮着处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我要做的。昨天我那个同学还在批评我的，你如果不离开那个公司，像你是个总裁的料，他说我应该是卖飞机的料，怎么搞这个小儿科的事情。我做了三年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就到教育部交流协会，原来的秘书长也是教育界的领导，他就发现教育有产业化的趋势，这里可以通过经营来创作价值，然后再回馈社会，这种理念我是很听得进去的。因为任何东西都是要靠经营的，就像我们大学也要靠经营，学校说产业化不好听，但是也要经营的，不能亏。那么多的学费交过来，那么多社会的资金过来，你还负债，那说明校长不称职。

S：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是哪一年？

李：那个时候是97年，98年，他说觉得我最合适，因为我在大学里工作这么多年，又有公司的经验，纯粹是大学出来的肯定不行，没这个概念，纯粹公司的是一概不要的，奸商是不能要的，奸商搞教育是肯定搞不好的。那个时候我就面临选择，这些人我都认识的，我以前在大学里工作，都是教育机构的。他们那么信任我叫我来，那我就来了。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赴澳办公室引进到上海，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到现在很成功。

S：引进这个办公室有什么困难吗？

李：没什么困难。首先就是要派人去那边培训，我自己要培训，好在我对澳大利亚的教育非常熟悉，如果引进其他国家的障碍多一些，直接引进澳大利亚的，我已经很熟了。所以直接就可以提供资讯去上了，用我的经历，一点障碍都没有。

S：当时这个办公室都做哪些工作呢？

李：主要向学生提供资讯，介绍澳大利亚那边的情况。

S：这个办公室是一个留学中介的雏形吗？

李：可以这样讲。我自己认为我们这个品质很高的，我们当时定位就是比较高的。对咨询顾问的要求很高，不是随便招来的，这个关把的比较好，提供这些服务的标准就在那里，不是从零开始的，甚至要比它更好。所以就有了我们一直的传统，因为我们的许可证是00年授的，赴澳办是98年就开授了，有两年的准备。

S：在这两年里，连国家都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政策。

李：当时上海比较开明的，开明渠堵暗渠。当时已经有了出国潮在涌动了，可是国家又不允许你来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就造成了被骗。干脆就开明渠，上海就有了政策，北京有许可证就是学上海。给了你许可，你做不好，违规，就惩罚你。你做得好你就做。

S：也就是说在你以前，市场上的所谓留学都是没有法律保障的？

李：没有。但是上海市给了三家认可，我们是其中一家。因为这个符合整个国家的留学政策趋势，支持出国，鼓励回国的留学方针。你要出去，我支持你，但是鼓励你回来，你不回来也可以，来去自由。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下，所以我们开出了这个服务直到现在。

S：那当时也是用中介费的形式吗？

李：当时是很少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我们这个交流协会当时每周四下午是免费开放咨询的，专门有一个人来接待家长的。开始是免费服务的。

S：当时这个办公室是怎么来经营和赢利的？

李：我们一直和澳大利亚的几个IDP合作，所以他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像我们美国办公室一样的，前几年我们也是提供咨询，当时牵涉到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办理，当时得到美国的支持，设备，资料全部都是他提供的。在上海有这么一套，图书馆一套，我们这一套，美国有一套，他们都是免费的，这些书要买的话是很贵的。这是一个支持，另外一个是培训我们的员工，这点是很好的，为什么我们的美国咨询很好，尽管我们开始没有做这个，但是我们长期受到培训，一上来就加进去，很方便的。

S：那后来怎么成立上教国际交流中心？

李：到了00年，教育部和公安部，国家公安总局整顿留学市场，就制定了用许可证的方法来经营，就是让各省市教委让当地的机构去申请，然后报到北京去批。

S：我听说上教是上海第一家。

李：是。

S：那么上教和赴澳留学办公室之间有关系吗？

李：赴澳办公室不是一个主体，在上教国际交流中心这个公司成立之后这个办公室顺其自然就成为它的一部分。

S：当时主营哪些国家？

李：这主要根据市场情况。在我的话，我主要看国家比较稳定，教育相对发达，根据这个来定位，来开设国别。

S：上教发展到现在，也到东南亚考查过，那么您觉得中国学生到传统上认为的不太发达的国家去留学是一个趋势呢还是您给的多一些选择？

李：其实看一个国家发不发达，不能完全看经济，在我看来，我要看这个社会是否稳定，第二个要看教育本身，看对学生的益处有多大。比方我就举泰国这个例子。泰国的国王很开放，是非常英化的。我就鼓励一些孩子去泰国留学，如果你的支付能力能够去英国，那你就去英国好了，如果还缺口气，你就去泰国好了。不见得贵，比如说某个民办的大专或是国家学校的二级学院还要贵。

S：但是我们的学生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比如说去泰国，在泰国的大学拿到文凭，说出去会不会有人认可？

李：那比某些学校拿出去肯定响亮一点。不差的。而且还有一个最好的好处是你买张机票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它完全是开放的。我前两天接待了一个家长，他马上就要去了，我说你一家三口，给你个地址，你飞过去，你去看再决定，去比较一下，在这个学校里读什么，在那里读什么，怎么读的，跟谁一起读，谁教你的，你自己去看。

S：现在是不是东南亚的留学国家在国内是一个推广的阶段？

李：其实上海人对一些地方是有些偏见的，像云南那些早就过去了。我在那边接待一批云南学生，他说我为什么不到那里读，没有理由的。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

S：主要是现在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并不把这个专业当作研究的方向。

李：确实是不需要很多人去研究，也没这个必要去研究，也有很多人不想去研究，但是你学得深一点，你的基础越好，你工作就越如鱼得水，尽管像我这样，我有些地方还有点怯场的，因为我还不能充分的表达，这个没有办法，在某种场合你不能完完全全表达的话，是一件很急的事情，用中文我们什么都能表达，用英文不是那么容易表达清楚的，尽管我们用了这么多的英文，怎么可能全部表达清楚，特别是年轻人，你学得越好，就越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女儿那么小就送出去。因为中文对她来说是肯定没问题的。

S：她多大送出去的？

李：高二。我想她要真正了解异国文化，你没有深入是不行的。而且在我看来我们缺这样的人，不是了解的太多，美国了解英国太多，他不会过去。中国了解美国人，西方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S：那您为什么不让她去经历一次高考？

李：因为我们都是中国的高考出来的，而且我长期在大学工作过，我太太现在还在大学里工作，我们对大学的优势了解，不足也很清楚，在我看来，不足大于足，所以我就要回避。

８０年代的英语专业毕业生，都在干什么？

S：当时您英语专业毕业，同班的同学都选择怎样的就业方向？

李：我们那个时候毕业，虽然是非常热的，我是86年毕业，那个时候英语毕业都不用找工作，就直接安排。那时有五份工作等我去做，我现在想想现在的孩子还是蛮可怜的。我可以留校，我就选择留校，我可以选择远洋公司，现在看来是很好的。当时我要去的话就成大老板。可以到外地的学校教书，留校的话可以做行政，也可以教书，当时二附中有个名额，我去那边教书。我最后选择做外事，留学生这一块。我可以当辅导员，留校做教师，这就有三个选择，到宁波一家远洋公司一家选择，我还可以回到浙江，去师范大学教书。

S：那个时候留学办公室是不是刚建立起来的？

李：那个时候学校已经有了。我们当时已经有五六十个留学生在里面。

S：您的同学都选择什么职业？
 
李：我们同学因为是师范毕业的，大部分内地缺英语老师，去做跟英语相关的，不像现在跟英语不相关，发展到现在，大部分在外企工作做很高职务的，或是在国外，大部分是这样的，留下来的很少的。或是移民，或是在国外发展。所以现在世界各地我的同学很多。

S：那您那个时候准备考虑过出国吗？

李：这个可能跟原来的生长环境还是有点关系，我们那里的家长跟城市里的家长不一样。一方面我是一个儿子，都做到了，就没有什么好的要求，可能很多家长教育上还是有点问题，引导上还存在问题。做什么他都让你去做，很简单的。我昨天跟一个同学在网上聊天，他赚了很多钱，比我小好几岁，他说他终于悟到把复杂简单化就好了。我说你才悟到，我早就悟到了。他说他现在发现他还有一些天赋，我说有什么天赋。他说他现在搞设计搞得很好，我说那些需要灵感。他说现在还搞不清楚你怎么十项全能。因为我每次都是全能运动，他说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我说你慢慢搞，我说你现在赚多少钱。他说想赚多少钱就赚多少钱。我说交给你一个任务，我女儿已经确定去哥伦比亚大学，每年学费生活费五万，你给吧。他说好，给六万，一个条件就是假期在他那里打工，我说那可以。他是很行的，他早期移民到澳大利亚。他现在在全世界皮革行业是个名人。他的小孩也很优秀，他的小孩也培养是搞设计的，人到一定时候，他感悟到了，因为我以前一直把他当小孩，他比我小七八岁，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进大学有应届生，历届生，年龄相差很大，所以他就说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S：那次去澳大利亚您是第一次吧？当时第一天都干了什么？

李：第一天啊，还蛮顺的，因为我有外语这个优势嘛，我长期跟留学生打交道，我们也是间接地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思维，我是很清楚的，因为我是86年工作，93年才出国，有这么长的经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机会要我离开学校，因为以前的公派名额是要等的，我就想等这次机会，好象到了，但是又没有了。所以我等到9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当时华师大和澳大利亚学校有一个项目，那个项目中方有一个主席，那边也有一个主席，那边的主席是经济系的教授，他来机场接我，我第一天到那里，因为澳大利亚和我们没什么时差，我的第一感觉是那里车的速度非常快，到了宿舍，我就谢谢他。第二天来了国际办公室的一个人，来问我一些东西，带我去图书馆开图书卡，银行帐户。走了一圈，我全部都弄好了。第三天我就打了电话给他，一切都弄好了，谢谢你。他说他从来没接到一个电话，接的电话都是找我有事。我们都是同行，这些事情我都是帮我同学做的，说我在这里没有问题。他说太好了，说下次办公室里来人，也帮助他们。我以后也帮助他们去接待一下。所以我做了一点点事情就了解了社会，我本来去那，我是学英文的，他们给我的课题是澳大利亚的文学，我当时想我还在学什么文学。在此之前他们有两个教授到上海来，我给他们做翻译，导游。所以我到他们教育系去。后来一个升为副校长，还有一个升为系主任，他们希望我来。一年其实很快的，在这个过程，我把我太太带过去，因为她以前是学英语的，她就没机会，真正的学校派她第一次出国是在99年。

S：这已经很晚了。

李：所以那个时候我邀请她来，我一到就马上办好手续，过了三个月后她就来了。她跟我一起在那边待了九个月，这九个月对她作为英语老师来说，提高非常快，如鱼得水。所以她真正公派是在99年，还是到法国。

S：您怎么会选择学英文呢？

李：我是学英文的，我怎么会学英文，我出生的地方是浙江的一个山区，有一个国有的大型企业，我父母在那里工作。新接管了一个矿，我父亲就调到那边，所以我就在那边长大的。可以说我的教育中没有英文，我高考竟考上了英文，这是阴错阳差，我在学习过程是很累的，我也不想学的，因为学语言是这样的，对成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东西。对于一个成人，我们用母语来写作，来欣赏名著，搞创作，写点诗，小文章什么的，还可以发表一下。学英文还要ABC，sentence by sentence，每天还要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S：那是你最开始的时候接触英语是吧？

李：没有，我在成人大学自学，不学学怎么考这个，英文是要考的。

S：您是多大的时候开始接触英文？

李：我现在记不住，我记得当时有广播电视讲座，我就开始了。我就觉得语言也该学学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干这些事情。我想有这样一门语言，又不要花学费，去学有什么不好。我就跟着广播讲座去学的。然后进一步有电视讲座，电视讲座有一个北大的老师，很漂亮的，看得也蛮舒服。我就听下来，然后跟着考试，那是哑巴英语，没有交流，也没有去练，当我学完以后，拿到广播大学结业证书以后，英语是可以，去考试是没有问题，参加高考是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出来了，我的小学，中学教育十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什么也没学到，你光考那点英语是不行的，高考还要考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数理化几乎就等于没学，那怎么考。那个时候有个好的条件，中国偏文，如果你报考英文专业的话，数理化可以不考，我马上就有优势。英文我已经过关，文史那些知识，像我们这些下过乡，插过队的做过农民工人的，阅历很丰富，拿来一看，也不用记，理解就行。所以一考就都是高分，凡是高分的就能进入大学。这是比较有利的。后来是一种进步，物理，化学，生物，缺一个知识的都不行，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跨入门槛，现在已经是不行。这种考试就是综合考试。但还有一个问题，过早的分科，现在的中学教育为了高考，分文理科，当然数学还是有的，其他就分离了。其实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文理是贯彻始终的教育，甚至带到大学里去，因为这是基础知识。比如到美国读大学，一定会有高等数学课，不管什么专业，是必选的。文科生也要学的。还要学Science，Science不像理科分得很清，涵盖了物理化学知识，所以美国前两年通式教育以后，就把基础打得非常扎实，然后再去选专业的时候，你的文理知识就很丰富，这个时候去选专业就非常好。像我们当时这样的学生，理科就偏掉了。理科的东西，别说英文，中文都看不懂。有一个数字表达式出来，尤其是经济的学生，股票那些数学的模块，就马上出来，所以现在社会就缺这个东西。但是像美国的就不缺，整个贯彻始终，一直到本科毕业以后都存在。然后你做研究的时候你再找准某个具体方向。这是非常好的。因为那些都是淘汰下去的，我就不愿加入。前面两年一过，后面就进入新的大学，前面是听说读写，基本功操练，到后面就不考这些东西，所以后面的学生文学史基本上也兼容，文学史有的老师用中文也可以上，你可以用英文，当然有中文的东西你可以借鉴，不难，英语也提高了，阅读速度也快了，也就适应了。但是回过头来看，像我们这代人当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去学，现在一无是处。不是我们这代年轻人都能用英语来工作，所以我们这代不会英语的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用英语说我们不会有什么办法，我们过了这关，他们通过后面的实践总结下来每天都在用，实际上过了这关又打开一个空间。

S：虽然经过一些思想斗争，其实也是蛮值得的。

李：因为你学的东西，你只要掌握了，它对你一定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毕业以后，我的工作一直围绕着international在做的。我学的是这个，我要学化学，医学，我就要朝那个方向，我如果学工程，就去搞机械，我学的英文，这么多年来一直做这个，而且会一直做下去，也许说得太极端，肯定不会到东阳一家建筑公司去做什么东西，这家公司很有钱，他聘请我去做，我一般不会去考虑，因为我没打过交道，自己就没有优势。

S：人生轨迹里就不一样。

李：就不可能的。它就决定你在这方面做得越顺，换一个不大可能。

S：那如果放在现在，您觉得英文专业值得单独去设一个专业去做吗？

李：还是值得的。因为作为英语的文化是非常悠久和丰富的，所以是要一些人去专门研究它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把它作为工作。作为文化研究是很奇怪的，在美国有很多人研究中国文化，叫中国学，汉学，国外有很多西方汉学家，因为从不同文化背景来研究这个文化，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也需要这些人去研究它，经过冲突，讨论以后产生一些东西出来。英文文化有一部分东方人去研究它，得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像海明威的小说，感觉是不一样的。像李安拍的《断臂山》，感情很细腻，它是用东方的角度来解读，用一种含蓄的场景来设定，这跟西方就不一样。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一部分东方人去研究它还是需要的，否则文化就不丰富，不丰富就不好玩。另外一个大部分的学习还是有必要的，我们不讲文化优劣，毕竟现在世界经济的主导者是西方的发达国家，游戏规则都是他们设定的，包括货币，金融，保险的规则。所以我们日常要用的一些规则，世界全球范围，不是中国这个小范围，全球范围的规则都是他们定的。所以你不了解，你不能应用，你就等于自己把自己摆到弱的地方去，你要去争取权益和利益，你要能够争取。所以现在中国的很多民工受到侵害，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太封闭，跟外面是脱节的，尽管也受教育，可是外面不是这样的，结果产生冲突，人家那个理念没有办法。所以大部分人既然要受教育，应该说这部分教育应该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要并入，贬低它是没有道理的，你要融入这个社会，除非到哪一天，规则都是你制定的，像美国它可以不听你的东西，因为是他制定的，你只是参与，不是决策者，他可以把你不当回事。事实上经济上有可以让他们学的，了解你是怎么回事，那他是强势你是弱势。那我们在弱势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学它，拒绝学它才是比较愚蠢的。所以在我看来，大批的学生出国留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沪江网“外语业界精英”访谈系列之 上教留学 李维平

去泰国留学，挺好

S：这一年跑了很多地方了吧？

李：有的地方是固定要去跑的，有的地方没跑到的还要去走走，这次去了日本两周，基本上对日本的教育完整地进行了一次考察，从大学到语言学校到专门学校，中学没去，因为中学到日本留学还没开始，上面这些层面都去了。

S：主要是短期语言学校之类的？            

李：还有短期大学。

S：我听陈老师说，一般这种（日本）大学在推广上面都比较懒，都是指望那些短期的口语班级，然后给他们输送学生？

李：这是日本独特的招生方法。前两天我到泰国，他们就不一样。日本的教育在我看来跟泰国比，还没有国际化，它自己认为它自己太强，有点井底之蛙。整个国际教育大环境有点脱节，可能语言上有点障碍。

S：是泰国还是日本？

李：日本。泰国就很简单，就是把自己的学校面对世界就行。日本还没有这样做。泰国的国际化是引进英美的课程设置，引进教师用英语上课就行。跟新加坡，马来西亚很接近。

S：这块日本还没有动起来。

李：日本和韩国，尽管他们的老师进行了很好的教育，回来以后他们继续用日语来教学。泰国的老师回来以后用英语教学，他自己就把自己放在比较低的位置上然后往上冲，日本自认为自己很高，他不愿放下来，这就是问题。这一点和欧洲有点相似，德国，法国也有这样的问题。他们都不把自己的位置摆的很正，因为现在英语有很大的趋势，像欧洲的荷兰，他就把自己摆得很低，就用英语教学。

S：法国也会尝试。

李：法国已经尝试了，但还不是整体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到布拉格进程实现的一天，整个欧洲教育一体化就实现了。

S：泰国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引进国外的课程，反倒容易去学习国外先进的知识。

李：对。刚刚开的贸易部长会议，我看了第二天的新闻，学校有很多的数据，其实这些数据对中国的教育都有很好的参考，有几个非常好的参考点。像这个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rbor,国际教育港，它要成为区域的教育中心，你的教育一定是国际化的，如果是本土化别人不会来。04年的时候他们有六万多个学生学这个国际课程，到了去年有八万个学生学这个课程。

S：这个business是泰国的，能否帮我copy一个吗？

李：可以的。这八万个学国际课程的学生中有六万个是泰国人，国际课程已经被平常百姓家所接受，带来的好处是，这些学生本来要出国留学的，在国内就可以学这些课程。对个人来说省了钱,对国家来说也节约了。中国学生有个很大的现象，中国学生也被吸引去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课程，和泰国比，我们还少。我们的官员和家长很盲目的认为，中国的教育好到什么地方，跟泰国比一下就有差距，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是有差距的。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摆在这个上面，我们的英语教学是对母语的背叛，这种观念很要命的。

博客，一篇文章却能影响一百万人
安：徐老师除了最近的讲座，都在忙些什么呢？

答：我在写作，写中国青年发展的种种话题：出国、考研、专升本，这些东西。思考的是新东方下一步发展大计。作为新东方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以及主要的股东，新东方的成败，上市以后，只能算是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这就是我做的工作。

安：那您还有时间写博客吗？

答：主要的重点不仅是写作，包括这次演讲tour，走了七八个城市，讲了十几场，也很累，离家已经十天，后天就是过年，（时间）还是很紧的。所以，挤出来的写作时间就少了。最近也写得比较少，主要一个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写作和思考可能是要往未来走的主要的使命。因为我发现演讲一次（参与的人数）顶多一两千人，咨询一次只能（针对）一个人，一天顶多谈十个人，累死了。但写作理论上一篇文章却能影响一百万人。当然，average有七八千人。

安：您自己对经营博客有什么心得吗？

答：博客实际激活了人们的思想，激活了写作，也激活了我跟学生沟通的渠道。也就是说，当我写篇文章，我立刻就知道大家什么反响，好坏。当然我感到不满足：博客里面讲好话的人太多。

安：您希望有一些critical的东西出来？

答：对，就是没有critical的东西。偶尔有人骂我一下，那个没意思。当然骂我的人不多，我要谈性，骂我的人就多了，李银河那样的。我写的东西无害，所以骂我的人不多，但是写的都是在夸奖我。我是希望有严肃的批评，但是没有。

安：但是您在网上控制不了回复的质量，什么样的回复都会有，可能会有谩骂。

答：但是我故意回避那些有争议的问题，因为真理越辩越明是扯淡。世界上也许没有真理，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谈恋爱就没有真理，谁漂亮她就见人见智。

安：You finally tie the knot 才会是真理。

答：当然晴天就是真理，今天下雨就是真理。但是在人生奋斗的选择上更多的是一种个人选择，所以，我想在这些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

其实我现在有点枯竭

安：那您思想的百分之多少会放到您的博客里面？

答：事实上说来惭愧，我觉得我的博客写了一年半以后，其实我现在有点枯竭。

安：为什么呢？

答：因为该说的都说完了。

安：但是有些事情一直在发生。

答：对，因为我故意回避许多社会争议问题。我只谈那些普通的常识，common sense，人要吃饭、喝水、学习要有目的，留学要把英语学好，考研要有就业目的，就这些常识讲出去，就这些东西我已经说完了。乘法口诀表也就那么几句，但是比如说更深的东西，比如说社会文化现象、社会公正问题，这些东西我就避而不谈。第一，我不能因为有了话语权我就什么都说，但是我还想说。假如我捅了一次马蜂窝，实际上可以说的东西多了，骂一次张艺谋，骂一次王朔，对我来说，他们跟我无关。就我的领域里面，我自己感觉到我已经说完了，也许我真说完了，也许我的思想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我在等待新的东西刺激我。

安：那您把自己界定的领域是什么呢？

答：大学生的职业发展。

安：您是很专注的。

答：教育发展和职业发展。

安：其实，看过您的博客之后，我觉得您是特别杂家的人，很多东西都能激起您的兴趣。

答：对。但是，我的整个社会形象和人们对我的期待还是关于大学生，还不是中学生，也不是留学生的，是大学生的，当然包括大专生的，就是大专学生的教育发展和职业发展。这是我的主要话题，是最能引起人们的认可的。

安：那在做博客之前，您有没有预想过这个东西会和普通的大中学生产生这么大的共鸣？

答：做博客之前，我所有的写作都是这些。我的博客没有改变我的写作方向，博客只是给我一个更加便利的平台，但是博客之前我的社会形象已经确定了，就是大专学生的教育和职业的指导者、咨询者。所以，这是我做的工作，就这部分而言，我觉得我已经做到头了，再说就是重复。

安：接下来就是案例了。

答：案例我也写了很多，现在没有人再刺激我写案例，最坏的最好的我都讲过了，当然还会有新的思想，但是就从目前为止，我至少写了几百个案例。大家来找我，也许我有点职业疲惫，但是现在来找我，我会告诉去看哪一篇文章，我都写过。

安：对，已经不新鲜了。

答：我已经说过了。大家犯的错误，这好像是一个路障，我已经竖了一个牌子：小心陷阱，我何必再说呢？放那么多牌子反而成了陷阱。

安：那我们设不同语种的"小心陷阱"吧（笑）。

答：对，但是我们的学生都是讲中文的。不懂怎么认。说英语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像美国人从小到大就是为了找份好工作。

美国人不谈恋爱会被人认为变态

安：您是指自己是属于那个被毁掉的一代？

答：我是被毁掉。但是我们自己又烈火中重生。所以当今正规教育依然有许多迂腐的东西，陈旧过时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在毁害大学生的前途。我的工作就是让大家不要走陈旧的道路。

安：这就是您职业规划的一个目标？

答：这是我职业规划的核心。否则人家让我干什么？没人生病，就没有医生；没有人迷路，就没有我这样的指导者。

安：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职业规划的概念的？

答：当年，我回来是做留学签证咨询的。但是，我发现大家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如果毕业以后不能找到好工作，不能得到幸福，那么这个奋斗就没有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就是这个96年时候开始。

安：那这个职业规划能体现人的个性吗？

答：职业规划里面有许多基本的原则。其实，人人都可以根据基本原则来寻找自己的道路，美国人也许有他的问题，但绝不是中国学生的问题，中国学生主要是方向性的问题，关键性的价值观的问题。美国人哪有不谈恋爱？美国人不谈恋爱会被人认为变态，中国人也会被人认为变态。所以，在美国中学不谈恋爱会被人认为wired，怪异。

安：尤其当刚和别人I'm still a virgin.

答：如果在中国，你不是，就觉得很糟糕，所以职业咨询里面绝大部分还是共性的东西，个性的东西不多。都是方向性，观念性，价值性的东西。

安：没有common sense的这些人。

答：主要是基本的战略性的错误，具体的错误我不想管，我也管不完。当然我也管过很多，我正是从无数个性的咨询当中找到了共性。

安：那您会给这个人计划多少年？

答：一般我的规划并不是说多少年，但是当他走到人生路口的时候，我给他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够他走一辈子，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我刚才讲的那个学生，你说出（国）去干什么，不知道。那我说你不要走，想清楚了再走。而且不要去烂学校，去好学校。经过努力假如他还去不了好学校，那就去烂学校不值当，那他去好学校就一辈子享受这个东西。当然，我起到关键作用，但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意识到第一留学要把英语达到顶点，第二要把学校争取到最好，第三一定要有明确的职业目标和方向。如果没有，肯定完蛋。

安：那您做的职业规划是让孩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您的规划能让孩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您才认为您的规划是成功的？

答：这个问题比较大，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比如：说确实有人不好找对象，问我怎么找对象。那我告诉他，你为什么找不到对象，他的本性里面就拒绝寻找异性，他就想找个同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这个也是一种成功。我帮助他寻找他的性取向，这也是我很自豪的事情。所以说，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期待不一样。比如说，有人找不到工作，那我帮他分析一下，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对象，或者在单位里痛苦，绝望，新浪没前途，新东方没前途。那我告诉他：你的问题在哪里。我帮助每个人找到他的问题，三个问题：他的缺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他的误区，误点，weakness, strength, mistake在哪里，其实每人都有自己的误区，最后告诉他的希望在哪里。

我是个文化小贩

安：那您有没有把这些理念灌输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答：我反正写了我的书，他们的情况还真不一样，他们在加拿大长大，所以他们是西方孩子。比如：我的儿子，他是绝对不会接受我一点点关于做假的观念。像中国学生，一提到做假，大家都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但是我让我的儿子做一点假，我就觉得是犯罪。我跟我儿子学了很多东西，我没有教给他什么东西。

安：所以在他身上不适用。

答：这一套在他们身上不适用，因为这是西方社会的common sense。所以，我说我是个文化小贩，贩一点西方的观念。但是我两个儿子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我起到重大的作用，决定性地给他们中国意识，这一点是许多在美国的孩子做不到的。

安：这样你就把中国文化贩到加拿大去了。

答：没有。他们不一定有中国文化，但是他们中国意识是有的。

安：您指的中国意识是什么？

答：就是指回国奋斗，在中国寻找他们的幸福生活。

安：也就是他们将来一定是要回国的。

答：至少我灌输他们这个意识。

安：对您个人来说，您是什么时候有意识地尝试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

答：当然我们这代人有强烈的追求，但是追求，比如我想当官，我觉得这个追求不正确，但是78年的时代没有其他选择。而且在八十年代中期，如果从政失败，也是比较大的悲剧。留学我也不想，因为我觉得要振兴中国，就要在中国，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不出国，我怎么知道振兴中国的方法。等到出国以后，我想回国发展，这是个大的方向，想从事我专业的音乐制作，这也是个方向。但是缺少商业意识，这也是我生命当中极其严重的一个缺陷，我不知道。我回来创业，没有商业意识，肯定失败。简单一句话：等到来新东方，人生设计其实不是一种技术，它其实是一种价值观。我传给学生的只是一种观念，意识，它不是技术，而是想做什么，我想做记者，我想做金融，我想做律师，但是中国人说我想振兴中国，想匡扶正义，但是没有一个职业通道，没有这个思路。所以，我本人一生都在一个自我设计，自我奋斗当中，但是可惜没有徐小平来指导我。我应该音乐学院毕业就立即出国，出国以后就立刻回国，我就成了最早回国的英雄，民族英雄，诸如此类。但是我的许多同学在国外定居，觉得很可惜，对我来说人生主要是一个奋斗过程和不断摸索的过程。我提出"人生设计"这个概念主要是把我的阅历，包括我的经历，以及我在新东方咨询过千万学生，这种智慧凝聚起来形成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人生世界观念"，以职业发展为核心的一种奋斗。

新东方上市，我满了50岁

安：2006年对您个人和新东方来说都是特别和重要的一年，您满五十岁了，同时新东方也上市了。您对这个年龄阶段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答：新东方过去十年一直在急剧发展，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充满活力和希望。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大家方法和方向不一样，我跟王强、老包（包凡一）也吵架，天天吵，以至于一个人问：新东方什么时候分家。我说，我们从一百万做到十个亿，我们要从十个亿做到一千亿， 欢迎加入新东方。所以许多老师从普通老师一节课挣五百块，最后一个月挣一两万，最后变成许多老师一年能挣上千万。所以不用分家，我们要从十亿挣到一百亿，五百亿，这个过程当中，我历来是个乐观主义者，应该说是为了理想奋斗，其乐无穷。俞敏洪当年跟我说了三句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不是那样，我是为理想而奋斗，为观念而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我的欢乐所在。与文字奋斗，其乐无穷，文字，观念，理想，当然这都是理想。所以上市当然是我人生最辉煌的瞬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最快乐的瞬间。因为新东方层次国际化。但是今天的路，应该说只要我们不疯狂，一定会走得很坦途。

安：您现在这个状态和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答：应该有个共同点，都是信心百倍。其实当我在最悲惨的时候，我也信心百倍。我觉得这个心态是神气的心态，总觉得自己能征服世界。

安：什么事都能做成。

答：对，但是我想是理想主义。长征组歌中唱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无限的信心。

安：您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答：就是能够协助俞敏洪，把新东方从战略上，文化上，精神观念上，把新东方的品牌做到顶点，影响到全社会。

安：您但凡有些业余时间的话，您会做些什么？

答：上网，写作，其实我业余时间很多，我工作是业余的，我把主要时间用在写作，我真的喜欢阅读，喜欢看东西，从中感到无限的创意思维。

安：还有新事物。

答：对，我对新生的事物很感兴趣，我最大的毛病是不爱运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也是个问题。

我的乐观和基因有关

安：您难道在加拿大那段郁闷的时间也是这样乐观吗？

答：特别乐观。我觉得这个主要来自于我的母亲。我在国外失业，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但是我特别乐观，我想乐观的来源是什么，肯定是跟基因有关系。

安：跟母亲的遗传有关系。

答：我母亲就是叽叽喳喳的，走到哪就讲到哪里，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我有这个本能，就这么乐观。我太太有时候绝望得要死，但是我是乐观的。

安：什么样的事情能够绝望到那个程度？

答：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

安：在加拿大的那段日子。

答：送批萨，撞车了，修车要用一个月的收入，这个很绝望的。开车开快了要罚款，一百块钱一张ticket，一天才挣六十块钱，绝望了。我有这个时候，但是我总能自己把自己心态摆平，不让失败和绝望伤害自己。

安：您觉得自己最苦是什么时候？

答：我最苦是在北京大学，团里干了三年以后，入党入不成，当官做不了，学术也做不成，考了两次考研考不上，那个时候特别苦，自己走出去觉得特别矮小，特别卑微。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心态有问题，我就努力想寻找一种药，能够让情绪变得好一点，但是后来医生说，这些药对我太重，没必要，结果也没吃药，到后来就开始准备出国。那个时候是最苦（的经历）之一吧。苦闷有精神的，物质的，心灵的，情感的。就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当北大从政不行，学术也不行，出国也没那么光亮，那个时候苦到心灵有点变态的味道，这就是个问题。

安：您现在还认为出国还是个必要的过程吗？

答：你指的是我个人还是什么？

安：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答：我刚才说每个人都必须出国，不出国人是土鳖。当然，出国也可以是近的出国，像中欧商学院，换言之，出国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自己国际化、环球化，具有环球竞争力，所以出国，人人都需要环球化，你如果不出国能够环球化，老俞没有出过国，没有留过学。

安：但是有十天的经历。

答：但是他的CFO是Stanford本科，Berkeley法学博士，Havard的MBA，他的助手是徐小平、王强、包凡一，这个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迫使俞敏洪实现了环球化。

安：间接地已经完成了环球化。

答：对。所以人人都要留学，托福，实现环球化。

问：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Namu...

Namu, who has gone from Yak herder to beautiful perso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s already well-known to countless Chinese readers of her eight books. She hails from the matriarchal society of some 50,000 Moso living along the shores of Lugu Lake, a society in which women rule men. The Moso, who descend from Tibetan nomads, consider marriage backward. Property and names are handed down from mother to daughter, and while women have their own bedrooms, men are mostly relegated to the stables. Every family in this legendary "Country of Daughters" has a matriarch who oversees family affairs. And daughters are valued more highly than sons.

The women rarely take husbands, preferring what is known as "walking marriages." A woman tickles the palm of a man she fancies, who then enters her room quietly in the evening. He is gone by daylight, and any resulting offspring stay with the mother. Walking marriages are a legacy of a time when men went off to war or traveled with caravans, leaving the women to run the household and do the agricultural work.

Namu was born to a Moso family in 1966. She cried so much, her mother tried to give her away three times—but she kept coming back. She was sent to herd yaks in the mountains with her maternal uncle at the age of 8, returning to her mother's home five years later, completely illiterate. In 1981, a singing contest takes her all the way to Beijing where she is mesmerized by the big city lights. She returns home, but soon runs away to join a singing troupe in Sichuan. Armed with just seven eggs for the journey, she walks seven days in the forest until she reaches the county seat. From here, she talks her way into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as a minority singer, where she learns to read and write.

She eventually marries an American and moves to San Francisco, but the marriage ends in divorce two years later. After losing the hearing in her right ear, she gives up singing and opens her own fashion boutique. This is followed by modeling that takes her around the world. Namu eventually realizes that she has a talent for writing. "It was like a mine," she says with typical Namu pride. "The deeper I dug, the more talent I found."

Her books have attracted a loyal army of readers who are moved by her rags to riches story. Her first English book was published earlier this year and has been well-rece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moving simplicity. "Leaving Mother Lake, A Childhood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mu and her mother, or Ama in Moso, and describes her bitter-sweet early years.

Namu talks about being a reluctant writer, driven by the pressure to satisfy fans. "Two days after I finish a book, people start calling me to ask when my next one will come out," she says. Despite her complaints, she obviously relishes the attention heaped on her by her fans, and says she wants to write more books to inspire women. "I'm so happy to give minorities, especially rural women, strength," she says.

"Each time I finish writing a book, I tell myself 'No more,'" says Namu "I have beautiful legs, but I hide them under my desk. But when I see the reaction to my books, I can't help but sit down at my desk and write again."

Namu, who says her friends call her a "book machine," has signed contracts for four more books this year. "I have a big poster in my house that says 'No Sex Tonight,'" she says pointing to the wall. "Guess I'll have to look at the poster for I don't know how long." In addition to her book projects, Namu is helping to build a school in Lugu Lake and is also preparing to film a 40-part Chinese version of Sex in the City.

She leads a hectic schedule. "I drink 12 cups of coffee a day, run all over the city, and have no time to eat," she says. "People say the Buddha has nine heads, and I think I was born with four heads, so I guess I'm half a Buddha." She attributes her energy to being raised on yak butter tea and yak meat.

She complains that writers focus too much on her minority background and her love life. "They forget my talent and my ideas—my four Buddha heads," she says laughing. Namu wants to be recognized for more than just a pretty face. She often talks about her responsibility to the Moso, who were little known outside Yunnan province before she achieved fame. Indeed, many young minority people, and not just Moso, look up to her as a model.

A few decades ago, it took a week for a mule caravan to make its way to Lugu Lake from the trading center of Lijiang. When Namu was a girl, the town was still quite isolated. There were no paved roads and no electricity. Even today, it's a harrowing 8-hour mountain journey from Lijiang to the village--which was off limits to foreigners as recently as the early 1990s-- one reason why walking marriages survive until today. Tourism has been financially rewarding, and the local people now boast televisions, karaoke machines and mobile phones.

Namu proudly says that her books are responsible for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people who make the to beautiful Lugu Lake, but this is also a burden for her. She says that some people living along the lake have become obsessed with making money, giving little thought to preserving the area. "Opening up to tourism can be very dangerous," she says. "The culture can be destroyed. And all we have is our culture. I'm very nervous."

She sees herself as a sort of cultural ambassador of the Moso people, and says this is one reason that she has returned to China. "If I didn't do this now, I would regret this in a couple of years," she says. She's also trying to set an example for fellow Moso people. She's built an attractive 37-room guest house in her hometown and is also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to build a school along the lake that conforms to local architectural styles. "My deal with the government is that I give half and they give half, but we do it my way," she says, acting like a bossy matriarch.

A stranger could be forgiven for thinking that Namu is totally enamored of herself. In her first book she tells of staring at her own reflection in Lugu Lake for the first time—she never had a mirror. She is so overwhelmed with her beauty that she falls in the lake and almost drowns. "I can't just be beautiful," she tells me nonchalantly. "I have a duty to my people." In describing herself, the words hero and model roll off her lips unabashedly. "In Switzerland I drove a Mercedes Benz around Geneva Lake, but I wasn't happy," she says innocently. "I wanted to be a Mother Teresa." On paper such words may sound like conceit, but somehow it doesn't come across that way in conversation. Those that know her accept her self-appreciation with affection.

Despite her great accomplishments, Namu says it's lonely at the top. She confesses to being too strong-willed with her former husband. She likens her past relationships with Western men as "walking marriages," but with the shoes on the wrong feet. "I've been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walking marriages," she says smiling. "In Lugu Lake men walk to the women. In my relations, I have done most of the walking."

"Friends say I can't hold a man," she says looking away suddenly, seemingly tossing the idea around in her head. She then wonders whether her background ma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is. "Love comes and goes like the seasons," she says repeating a Moso maxim. "Life is very hard, and then you have to live with a broken heart."

She puts part of the blame on her Moso upbringing. "In my culture, we don't have marriage. I didn't grow up with a dad—I don't have any example to go by."

"Most people do things with their minds, but I grew up with people who do things with their hearts," she explains. "Every time things go wrong I tell myself I won't do this again, but I can't stop myself."

"Men always leave me," she says. "I make them feel inadequate because I have a heart as big as an ocean." "I'm a very giving person, and while this is sometimes good, it also causes me pain sometimes. If you're too kind, people can hurt you."

She then reveals thoughts that make one think you can take the girl out of Lugu Lake but not the Lugu Lake out of the woman. "I still prefer the walking marriage," she says emphatically. "You don't have to see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According to Namu, Moso women are completely self- sufficient and so pay no attention to what kind of job a man has or whether he can take care of them. "Everything they do is for love," she says.

Could this be the key to family stability? Anthropologist Christine Mathieu, Namu's co-author in her latest book, says that the Moso "are reputed to be the only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consider marriage to be an attack on the family."

Namu says she's fed up with the Western style of romance which she says allows people to toss the word love around like a hot potato. "In most societies men and women are enemies," she says. "Western love is too much of a game. It makes people always live a lie and makes them nervous and insecure." She adds: "You will never have an enemy in the walking marriage."

Namu has also retained the Moso woman's proclivity for being the boss. "I like to tell men how to do things because I always believe women are smarter than men," she says, as I shift uncomfortably in my chair. "Men don't really like women who are strong, successful and brave, and who can make things happen—especially Western men."

Namu says she's now happy being single again. "I want to live my life the way I want to," she says before launching into a string of things she's going to do now that's she's washed men out of her hair. She is quite excited about a new apartment she just bought in Beijing. "I want to start singing again and I would like to open a Tibetan fashion museum," she says. "Then I want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study English."

But then she begins to show signs that she's forgotten that she's a proud product of the Moso matriarchal society. She talks about finding "Mr. Dui" and drowning him in loving care. "I hope I can find a nice husband who will love me and understand my people, and who will let me do things," she says, seemingly having forgotten that she just swore off men a few sentences earlier. She says she also wants to learn how to cook "so I can one day serve my husband." When I tell her that this is not exactly a feminist notion, she shoots back: "That's beautiful because no one thinks that way anymore." And I wonder "What would Ama think?"

I ask her if she feels any regret about leaving her origins.

"If reborn again, I would still like to born on Lugu Lake and be in my own family," she says firmly. "I have not regrets, but if I had another chance, I wouldn't leave. Life in Lugu Lake is very relaxed, while life outside is too difficult for a woman."

Then why not go home, I ask.

"I definitely can't go back—I'm an outsider," she replies. "I left my village when I was too young. They think I'm an American. The Chinese think I'm a minority. In America, they think I'm Chinese." And then she recalls a sweet meeting with American Indians in Santa Fe who obviously saw their own reflection in her face. "They treated me like a sister," she says. "That was really cute."

In "Leaving Mother Lake," Namu poses a question about the survival of the Moso. "How do we become a part of the world without losing ourselves in it?" I close the book and wonder if one might not ask the same question about Namu.


Le Royaume des Femmes...
Il y a encore quelques années les ethnologues pensaient que la famille était le maillon le plus restreint des sociétés humaines. Établis sur les premiers contreforts de l'Himalaya, dans le Yunnan, sur les bords du lac Lugu, les Muosos viennent contredire ce qui semblait être une évidence. À l'exemple de la lignée de Namu les Muosos ont toujours vécu sans l'institution du mariage. Les notions de père et de mari sont chez eux inexistantes. Chez les Muosos, les foyers regroupent sous un même toit deux à quatre générations. Le rôle de chef de famille est tenu par la femme la plus âgée ou la plus vaillante, la dabu (c'est Latse, 73 ans dans la lignée de Namu). Ses fonctions consistent dans la répartition des taches agricoles entre les membres de la maisonnée, l'accueil des hôtes et l'organisation d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 Les enfants sont affiliés au groupe maternel et portent le nom de leur mère.

Chez les Muosos, c'est la nuit qui bénit les amants. Ici l'amour libre est une institution. Le mariage n'existe pas et la fidélité est considérée comme une hérésie. Femmes et hommes changent de partenaires au gré des rencontres. Les hommes expriment leurs désirs et les femmes y consentent ou non. Au fil des années, les liaisons se nouent et se dénouent, il n'y a aucun mal à cumuler les amours, seul l'inceste est prohibé. Les notions de jalousie et de possession leur sont totalement étrangères. Généralement, les enfants qui naissent de ces amours ne connaissent pas leur père et s'ils l'apprennent, celui-ci n'est qu'un géniteur. Dans la tradition Muosos, la mère possède la graine, le père lui est juste l'arroseur. Un dicton Muosos raconte, "Si la pluie ne tombe pas du ciel, les herbes ne poussent pas dans la terre." Il arrive qu'une fille fréquente plus d'une centaine de partenaires dans sa vie. Les Muosos forment aujourd'hui une population de plus de 30 000 âmes.

本部电影由台湾电影制作人金国钊执导，Jeremy Miller、Vanessa Branch领衔主演。Jeremy Miller因在轰动一时的美国连续剧"成长的烦恼"中出演"本"而为中国观众所熟知。

见面会上演员们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并讲述了拍摄过程中的一些花絮及感受。其中Vanessa Branch和Kyle Rothstein一口流利的中文，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本剧历时两年多的精心制作，发行准备工作已在上海完成。剧组将在近期赴云南丽江进行最后的拍摄。

At two o'clock p.m.of January 29th,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Milk&Fashion---the latest work by China Venture Films, LLC---was held at Elite Bar on Yuyao Road, Shanghai.

The movie, directed by Taiwanese producer Roy K.Chin, stars Jeremy Miller, "Ben" from the hit US sitcom Growing Pains and features Vanessa Branch of Pirates of the Carribean. Heretofore, Jeremy Miller is best-known by Chinese for his role "Ben" in his eight years of work.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the actors responded to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various media and shared behind-the-scene stories in the course of filming. Moreover, the fluency of Vanessa Branch and Kyle Rothsteins' Chinese impressed the reporters present on the day as well.

The film has now finished its preparation for release after two years of elaboration. Lately the cast is heading for Lijiang, Yunnan to wrap up the filming..

安：可不可以这样说，当时您说到那些思变的同学正好赶上八十年代的出国热。

吕：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安：那个真叫削尖了脑袋。

吕：是，其实我倒是有机会的。因为我爸以前有那种关系，我爸小学的一个同学是港商，很富的，是做古董生意的，他来问我想不想出去读书，我不是那种很钻的，然后我问我爸，我能去吧，我爸爸是很客气的，不会让朋友提供条件给你女儿，然后就理所当然否定这个提议，然后我也不再提。其实我若坚持，是可以的。

安：您父亲是跟朋友客套吗？

吕：我也说不清楚。我爸是从来不想求人的一个人。但这个人是真心实意的，说过去的话不用打工，说我愿意去哪都行，去夏威夷他那里有房子，去洛杉矶他也有房子，到哪都有地方，他说你随便挑城市。

安：那您去过一个公主的日子了。

吕：我爸否定了，我自己也否定。我不知道为什么，条件太好了，你反而不去想这些事情。

安：有的时候条件太好了，你觉得这不真实。

吕：也可能吧。也许自己削尖脑袋去钻的反而特别珍惜。我们大学有些同学去了，就像现在我们学生去接待一些来参观的老外认识的，通过写信，做担保什么的，大多认识的就是这些人。

安：应该就是当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莉的那种生活状态，完全体现了八十年代出国的那帮人的思想。那您后来有没有问我您的同学，他们出国之后的那种生活您到底羡不羡慕？

吕：应该说在有一段时间里，自己没有出去读书是一种遗憾，因为这毕竟是一种文化熏陶，你毕竟是学英语的，而且我们学的Linguistics, 还有Literature，当然在国外学更好一点。有一阵子还是觉得想去读博士。

安：什么时候？

吕：已经有了孩子以后。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副院长了，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校长觉得我应该去读个博士。那个时候觉得大学老师应该是博士。

安：那个时候是陈康民（校长）吗？

吕：对。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进入准备。坚持去做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那个时候有孩子，孩子很小，没有很坚强地跨出这一步。j

安：其他人也没有给你什么正面的反馈。没觉得读博是特别必要的一个选择。

吕：对，我的同学到最后学的也都不是Linguistics，一个是学的Literature，还有几个后来根本就是改行了，改行嫁人，我的那些同学故事可多了。他们的故事真的是可以写小说。

但是人是会变的。我们的那些同学也是，生活的变化是很大的。我相对来说就比较平稳，一直在学校这条线。我们现在碰到就会说大家这么多年以后，走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差不多 有一次我到美国去，那是02年，我有一个同学在波士顿TUFS大学，一所私立学校教书。我们另几个同学从亚特兰大，纽约，洛杉矶飞到波士顿来聚会，五个人都是大学同班的，年龄都差不多，那个时候都已经四十出头了。我记得我们就在哈佛校园里走，后来走着就碰到一个他们一个同事，是外国人。我那个同学介绍说，都是大学同学，毕业二十年了，她很惊讶，说感觉你们好象都毕业没几年。这些同学尽管大家经历都不同，到现在，我用一个比较滑稽的词：还是疯疯颠颠的。

安：还是和同学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吕：还是那个状态。都没有改变，尽管其中有两个同学是嫁老外，然后离，一个同学离了中国丈夫，date了很多老外，最后也还是单身一人。还有最近两个同学美国丈夫都突然死了，一个就是脑血栓，一个是心脏的问题。好象现在都恢复过来了。所以我们觉得好象走了一圈，都还像以前那样。

安：那种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你们都保留那一段最珍贵的记忆。

吕：对，我们老了以后大家一起租一个公寓住在一起，一起雇一个人来照顾。

安： 我觉得学语言的人更愿意去与外界交流。

吕：学什么专业都会对你的性格有影响。

快乐的女院长

安：您做了院长之后，您更享受什么过程？更享受管理，还是更享受做研究的部分？

吕：做院长有过抱怨的，尤其碰到摆不平的事，就想做那破院长干什么，做个教授多好，我自己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写东西，不管这个东西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总是我自己的东西和成就，院长忙了一年，很可能忙了一大堆意见出来，领导有意见，群众也有意见，你自己可能也没什么成就感。但是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不管干什么，都会在里面找fun,这是我个人的attitude。做院长很多事情也能给我带来fun，而且对我个人成长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安：比如说？

吕：比如说，你如果不做院长，你不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学界的，也包括企业的。我们的项目是business-oriented languages program,所以那些美国教授都是business领域里的，现在大家是同事也是朋友，所以这是做行政工作给我人生带来的一笔财富。这些人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我现在之所以是我，I am what I am,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培养的，我觉得我还是在成长，行政工作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当然做教授也可以去接触各种人，但是这个领域可能会比较窄。可能只接触你研究这个领域里的教授。

安：在我们学生眼中，吕老师可能更像外向型的，外交型的人。

吕：对。

安：包括我们会谈到一些新的概念，在沪江上面开专版，很多新的idea,你从来没拒绝过。

吕：我比较喜欢新的东西。

安：是，我也跟一些教授接触过，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没空做，他们的反应首先是排斥，但是你从来没有过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您的思路一直走的很领先。尽管您可能不亲历亲为，思路上一直领先。

吕：我慢慢去接受。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是这样的。这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喜欢新的东西。

安：而且您有机会去接触各种类型的机构，个人，他们也帮您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不会轻易拒绝一个新的事物的产生。

吕：是。像我们学院的SIFE，也都是我们学校外教介绍进来的，我首先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什么，就想去了解，然后可以去做，前两天有一个同事说我们外语学院将来会有港澳学生过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我们这里越来越international。

安：对，最好还有外国学生。那未来我们外语学院有什么大的计划吗？

吕：目前学校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要上层次，在学科建设方面要上去，我们现在有两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我们希望以后报一级学科硕士点，希望日语、德语都有硕士点。然后在若干年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想报博士点。我就不知道我在任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肯定是打基础的时候，我的工作之一可能是在这个方面，在评估以后，重点就转移到学科建设上。过去这么多年我的精力是放在本科建设，所以这次评估我们心里还有点底，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应该很扎实。

快乐的女院长

安：您做了院长之后，您更享受什么过程？更享受管理，还是更享受做研究的部分？

吕：做院长有过抱怨的，尤其碰到摆不平的事，就想做那破院长干什么，做个教授多好，我自己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写东西，不管这个东西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总是我自己的东西和成就，院长忙了一年，很可能忙了一大堆意见出来，领导有意见，群众也有意见，你自己可能也没什么成就感。但是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不管干什么，都会在里面找fun,这是我个人的attitude。做院长很多事情也能给我带来fun，而且对我个人成长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安：比如说？

吕：比如说，你如果不做院长，你不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学界的，也包括企业的。我们的项目是business-oriented languages program,所以那些美国教授都是business领域里的，现在大家是同事也是朋友，所以这是做行政工作给我人生带来的一笔财富。这些人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我现在之所以是我，I am what I am,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培养的，我觉得我还是在成长，行政工作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当然做教授也可以去接触各种人，但是这个领域可能会比较窄。可能只接触你研究这个领域里的教授。

安：在我们学生眼中，吕老师可能更像外向型的，外交型的人。

吕：对。

安：包括我们会谈到一些新的概念，在沪江上面开专版，很多新的idea,你从来没拒绝过。

吕：我比较喜欢新的东西。

安：是，我也跟一些教授接触过，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没空做，他们的反应首先是排斥，但是你从来没有过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您的思路一直走的很领先。尽管您可能不亲历亲为，思路上一直领先。

吕：我慢慢去接受。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是这样的。这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喜欢新的东西。

安：而且您有机会去接触各种类型的机构，个人，他们也帮您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不会轻易拒绝一个新的事物的产生。

吕：是。像我们学院的SIFE，也都是我们学校外教介绍进来的，我首先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什么，就想去了解，然后可以去做，前两天有一个同事说我们外语学院将来会有港澳学生过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我们这里越来越international。

安：对，最好还有外国学生。那未来我们外语学院有什么大的计划吗？

吕：目前学校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要上层次，在学科建设方面要上去，我们现在有两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我们希望以后报一级学科硕士点，希望日语、德语都有硕士点。然后在若干年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想报博士点。我就不知道我在任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肯定是打基础的时候，我的工作之一可能是在这个方面，在评估以后，重点就转移到学科建设上。过去这么多年我的精力是放在本科建设，所以这次评估我们心里还有点底，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应该很扎实。

我们的外教专业课

安：你希望将来在我们外院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学生？

吕：我希望以后我们学生首先语言能力要强。有人学语言悟性强，有人悟性差，学英语和学音乐是差不多的，但是，无论你属于哪种人，进入这个专业，就一定要把这个语言基础打好，  你出去以后，一口英语说得很破，人家说是什么大学来的。accuracy 和fluency都要好。我看了很多，国外大学回来的也好，企业中的也好，看起来大家都会讲英语，到最后是那些真正讲的好和写的好的人才会有真正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外语学院出来的，你有什么社会交际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固然很好，但语言能力最重要。 

安：近两年招的学生当中，您觉得他们缺乏的东西是什么？

吕：我觉得进来的时候都还差不多，问题是现在的学生想法五花八门，真正想把语言学好的也有，但大多数学生进了外语学院看不起这个专业，他觉得学语言没什么意思，不算是个专业。还有一些学生觉得进入国际班就是学Finance 和Trade， 不好好学语言，不认为语言专业是个专业，花时间去学别的东西。还有些同学离开高中的压力，一下子松散了下来，没有了学习的动力。还有一些学生天生对任何事情采取一种negative的态度，老师也不喜欢，教室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喜欢，一旦他采取这种态度，他就不可能配合你去学东西。

安：他是带着情绪进校的。

吕：现在的学生给他们灌输过硬的英语语言技能怎么重要 他们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我们经常希望校友回来，我们就请他们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

安：我记得上次校友回来要讲外教课的重要性。

吕：对。有些学生从这外教的课里学到很多东西，有的一样都没有学到。这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

安：其实虽然说在学校里面，当时没觉得学到很多，但是你毕业之后，你接触到Finance 这个领域，才发觉当时学的确实是那么回事。因为我们最近会谈一些项目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entrepreneurship，什么叫VC，很有趣。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后悔当时没有真正的把精力用在上面。

吕：有的时候学生就不知道轻重，有些学生还喜欢听老师的，不听家长的，有逆反心理，在高中以下，老师说的还是可以听听，高中到大学，老师讲的就可能不听了，有自己的想法。而他们更愿意听同辈人的话。

安：我现在蛮相信父母和老师的话。

吕：但是在校学生往往是看不到这一点的。我记得当时伏彩瑞毕业的时候，我问他你作为国际班的学生，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句很经典的话：外国人不怕了。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你这句话的内涵是，他对那个文化熟悉了。

安：对，你不拒绝跟别人沟通。

吕：而且你跟外国的教授都打过交道，而且觉得很自如的，其他场合也没什么可怕的，可以应付了。

安：而且我们这还算academic.

吕：而且这些professor在商界都是有经验的。他们有的做过银行经理，自己有公司，他们的人生和商场经验都很丰富的，所以你跟这些人打过交道，你以后还怕什么。我觉得他这句话特别有意思，我专门拿他这句话跟学生讲，我说这个program你可以学几样东西，它是原版教材和原版老师，你业务学不到，你可以学语言，你多少还可以些研究方法，project怎么去做。

安：其实我在这方面倒是有很多经验，因为我们大学有人学Marketing research,其实我刚上大四的时候，就去了一个公司做Marketing research，一家英国公司熟门熟路的，做presentation, data analysis这种东西。

吕：有个学生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他现在在德国公司工作， 在公司经常做project和presentation, 与其他像复旦大学、上外的学生比起来，我们觉得小菜一碟，因为在学校经常做，都熟门熟路了。还有就是文化，因为有十门外教的专业课，受过很多美国文化的熏陶。

安：上课和我们比赛和体育运动是一个道理，你把它当回事，所以的人都很认真，课上学的感觉很intensive，因为像我们美国外教的课，最后都是要做个project,要用一个presentation的形式展示出来。那个时候我们会熬几个夜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还会不会熬夜来做在这个project？

吕：有些学生也会。但也有学生给老师提意见说老师作业太多，来不及做。

安：我们那个时候还算比较乖的小孩。

吕： 我记得那个时候Ilan Alon教过你们，我记得他教Marketing的时候就布置很多作业，我记得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马丽和傅家伟都是很好的学生，同学们就派他们跟外教negotiate, 作业太多了。当时外教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他说你们尽量去做，谁做得最好谁就是好的，我没有说你必须全部做完，尽你能力做到什么是什么。

安：不能说每个Team都最简单的作业，大家都开开心心地完成，就看不出层次。

吕：我们中国老师就是这种概念，布置作业时会想，是不是太多。

安：所谓人性化。

吕：学生说作业太多，明天要考试，然后我们就心软，那就少一点。但外教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期待你全做完，但全做完的学生，做得最好的学生就是最优秀的。这种方法是挖掘潜能的方法。

安：我觉得那就是让你用一种毅力去熬过去，熬过去之后，做presentation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吕：那个时候你们考试，外教让我去做评。你们的presentation做得那么好，我在想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吗？因为也我教同样的学生，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完全是passive的, 你叫一个人发言好不容易，必须要点名。

安：你在拿汤勺喂他们东西吃。

吕：对，你叫他们发言，他们就看看别人，才知道是在叫自己，很难的，你看外教的课堂里，一个个表演欲就很强的，我马上觉得这个program非常的好，非常成果，因为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都调动了起来。有些广告设计做得可好了。

安：对，那个时候我们team的广告图都是我做的，最后一个Entrepreneurship课上的一个Project，我是跟马丽，傅家伟一个team, 最后还拿了一个scholarship.

吕：是，MARK自己发钱的。

安：对，挺有趣的。当时我们在实实在在操作一个项目的感觉。

吕：实际上你自己动手是学得到东西的，而有些同学就只跟在后面。

安：跟在后面是永远学不到的。

吕：是。所以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是很要紧的。就我们的合作办学项目而言，有些同学一大堆牢骚，老是觉得这个program学不到东西。其实他们自己没有采取一种proractive的态度，老是先贬这个东西，就看不到里面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安：你不深入地去接触它，你永远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跟您这一代的大学生比较的话，可能我们这一代的，更加小的这几届的学生，他们的出发点就不那么纯粹。

吕：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这一代想的不多的，不想的，很乖。

安：还是在那种计划经济下的。

吕：对，Planned Economy的产物，让我干什么我肯定把它做好，这是没问题的。该去怎么做，这好象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至于对这件事情提出质疑，有些人可能会，大多数人是不会的。这一点是你们这一代人比较好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是要先去想想。

安：考虑得比较早。

吕：我不知道这是好与不好，有些人先先考虑自己利益，先考虑做一件事有没有用。

安：跟我没关的我不愿浪费一点时间。

吕：对。我们那个时候从来不想的。老师和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从中肯定也能获益的。你考虑自己过多也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

安：机会上你自己考虑的思路会比较窄。

吕：所以你不能说哪种方式更好。社会上现在挑大梁的还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不像你们这样更五花八门一点，缤纷一点。我们这代人虽然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统一点，现在的小孩太不听authority的话，其实也会失去一些什么。你不能完全不听，如果这样，会走些弯路，有时候权威是有道理的。

安：那个时候您父亲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做？

吕：是。因为刚刚平反，还没完全恢复工作。

安：那就是76年，77年的时候吧？

吕：差不多那个时候。因为我是78年上大学的。然后不是考大学吗，那时根本没抱什么希望。

安：我听说当时有个比例是53：1。

吕：大概吧。那肯定很多人比我还要差。我可能只有在语文，英语，政治上得点分，我数学应该不会得很高分的。当时我们分数是不知道的。我的英语不像现在这样受过训练，我记得当时考了一句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翻，当时我就傻了，就按自己的想法去翻，我都不记得了。自己感觉不是太好，没什么希望。那个时候我在工厂里，我当时翻三班的，纺织厂里，非常辛苦，早班，中班，晚班这样。我当时已经从车间里调到工厂里做团委书记什么的，让我们坐到办公室里。考试的时候还在车间里，考完以后调上来，调上来以后，感觉环境不是很适合我，后来那天我记得在外面搞的什么活动，厂里组织部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师傅打电话通知我，说我考取了华师大，那个时候华师大和上师大还没有分，我觉得那一刻我真地飞起来的感觉，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就是那个时刻。

安：这个应该是super喜悦的时刻了。

吕：后来我把这一故事告诉一个外国人，说这是我the happiest moment in my life,他的脸上没有表情：Why? 他不理解，考上大学算什么事情。

安：他根本不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

吕：当时想想看，在工厂，农村，一直没有书读，渴望去读书。文革的时候，大学根本就没有了。当然有，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占领学校，但概念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幸福之极。那是蛮开心的。

安：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首先是76年之前的阴霾过去了，包括您之前做纺织女工，我相信您当时希望骨子里要改变这种现状的。

吕：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大学，对大学的了解是从书本里来的。还有一些零零碎碎对大学的印象，所以当时觉得大学是个很神圣的地方，是个学问高深、很纯粹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能够进入这个殿堂，感觉自己人生是一个大转弯。那天我回去告诉爸爸妈妈，爸爸把酒瓶拿出来庆祝，当时我弟弟妹妹都很小，他们都觉得都很高兴。

安：而且家里有个榜样。

吕：是。真的是不一样。现在觉得进大学好象无所谓。

安：现在的人不会想到当时的入学比例是那么低。那在这之前您的父母有没有跟您描述过大学是个什么样子，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上大学？

吕：没有。我爸妈从来没有逼过我，他们没有说你一定要去考大学，都是自己，不像现在小孩爸爸妈妈逼得。考大学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不关心，全是自己搞的。后来进了华师大以后就分了华师大和上师大，我就到上师大的外语学院。

和大龄学生同校，苦学新概念，

安：当时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吕：英语文学。当时英语的起点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我们从New Con第一册学起的，当时学的人都是参差不齐的，年龄也是参差不齐的。我们一进去分八个班，当时主要还是以年龄来分，我们那个班年龄最小，八班被我们叫作"爸爸妈妈班"，有的是拖儿带女的那种，很有意思。我们这个班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小一点。第一课我们就学：Is this your bag? 那个时候我们老师特别强调一定要模仿语音，语调。

安：当时有那个条件吗？

吕：有的。我们以前有唱机，有磁带，每个班级一个，那个时候挺好的。那个时候老师的水平也不一样，年轻老师一般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他们自己的英语水平比我们好一点，但是也不是太好。记得当时的教New Concept English的教学概念就是direct method，当中不要用中文，直接用英语思考，所以老师把牛奶瓶什么的全都搬到教室里来，用实物来说，学的东西很少，书也很少，不像现在这么多书，就那本教科书，但是我们整天都在读，在寝室里大家还要排练，Is this your bag? 很有意思的，那个日子真的很滑稽，很多同学都是很用功的。我现在一些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同学，我们前两次碰到的时候还说起那个时候怎么学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学到第八课，就从第一课开始学，都觉得不能忘记，全部把它背出来，第九课，第十课学下去，第一课忘记了，又要从头再背，因为没有别的书看，老师也没说你应该去怎么样做，就反复去读。上师大语音训练非常好，当时上语音课，老师就给你一本书，一个磁带，考试的时候，任意抽一篇你去读，读得要跟磁带上的越接近越好，你的分数就越高，大家整天围着机器读，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读。

安：能保证每个班都有录音机吗？

吕：有的。男生稍微没有我们那么积极，那时我们的系主任和一些老教师，都受过老的教育，都非常棒的，层次非常高的，他们说，因为你们没有那种英语环境，英语磁带起码要跟读三十五遍，我们女生真的照做，我觉得男生可能没有像我们这样做。

安：后面的课文那么长也这么做吗？

吕：到第三册，都是跟着读，所以New Concept在我们记忆当中印象非常深，像圣经一样，我现在也跟人家讲New Concept非常好，因为它里面的基本句子结构，基本词汇都有，后面有个根据课文内容，多少字以内写个摘要，我觉得非常有用，你现在让这些学生做这些事情，他们就不屑于做了，但我觉得非常有用的。把一篇比较长的故事浓缩成几句话，我觉得这就是思维的锻炼，也是语言的锻炼。

安：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当时你们的状态除了睡觉，吃饭，基本上就在学习。

吕：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从教室走到食堂，当中有个人跟你讲话，你就觉得浪费时间，赶快说完赶快走，真的是争分夺秒。

安：拿个小本子再去食堂的路上。

吕：对，背单词，早上起来先去跑步，那时我的意志力蛮强的，锻炼身体，然后就是背单词，吃早饭，那个时候有的同学可以收短波，有些同学就开始听VOA。当时我记得我们五班有个女生，她的水平有点好，她的水平好到听VOA听一遍，基本把内容记下来。

安：那已经相当不错。

吕：有些同学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好羡慕。

安：是Special 还是Standard？

吕：Special English。Standard是不可能的。

安：那是几年级的时候？

吕：那个大概已经是两三年级了。一年级不可能，那时老是在上New Con第一册，第二册，现在想想很奇怪，就一课要学一两个礼拜，我们上学四年基本上再学这些东西，学到第四册，就这样慢慢学。

安：那您觉得这么慢的一个教学进程，对您是不是很有好处？打基础之类的？

吕：打基础是的，但是好象太慢了一点。泛读比较少，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还是比较好的，给我们印了很多比较浅的教材，一些小故事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书，我们学校很尽力地印很多这种东西给我们去读，那个时候也有泛读课，我记得也是本小说，实际上也变成精读。

安：对，因为资料比较难得。

吕：考试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要全部看懂，全部要会才能够考得好，然后把整整一本小说像精读那么看，这个我觉得对打语言基础是绝对有好处的。那个时候accuracy比较好，fluency比较差，现在的学生fluency比较好， accuracy比较差，因为他涉猎的广一些，现在东西多了，哪有时间去搞这么点语法，这个句子怎么写好。

安：所以有的时候现在的学生写出来的东西拿不出手。

吕：是。

安：因为语法太不讲究。

吕：是，我觉得是的。你看我们的毕业论文，因为我们这次搞评估，全部把以前的看一下，真是错得一塌糊涂。以前有些老师只给七十多分，现在评估的要求也不是说给七十多分语言就可以一塌糊涂，我们做刊勘误表什么的。以前我们老师就盯着我们的语法，现在年轻人觉得教师盯着语法太古板，但是我觉得底子打好了，以后上去反而快。我一直跟学生说，像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很多从外国回来以后，英语为什么还是不太好，就因为底子没打好。

安：对，基座没打好，上层建筑也不行。

吕：他们vocabulary很大，表达也很有趣，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不是这里错就是那里错。

安：是这样的。

吕：英语专业的学生出去以后，不管怎么样，他出去以后，英语水平相对来说提高地更快。

安：当然这也取决于他在学校确实认真努力之后。

吕：那当然。就是学到点东西的人。

很幸运，本科毕业就职高校

安：那再回到您的大学生活，这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我毕业之后将来要做什么？

吕：那个时候还真没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年轻人这样要找一份好工作。

安：可能从二、三年级就开始打算了。

吕：对。那个时候真没想这些事情。起码是我没有去想过。

安：可不可以这样去讲，当时的感觉是我有书读就不错了。

吕：对，很幸福。能考上大学就属于社会上很lucky的人，今后做什么工作，好象都是无所谓的那种感觉。

安：那是不是也跟社会上的舆论有关，比如说当时的舆论给大家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大学生找工作是不愁的，你们都是高学历。

吕：那是肯定的。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分配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不worry about 自己的工作，反正是分配的。

安：至少是分到高校里当老师。

吕：不是，我们当初分到高校的是很少的，大多数同学都是分到中学，上师大嘛。但是我是直接分到这个学校里面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老师找我谈话：你希望到哪里工作，我说我当然希望到大学工作。正好当时有个上海机械学院的名额，我家就住在水产学院，这个名额就给我了。我觉得我真是十分幸运，就在家旁边，很多同学到那些中学里去，当然有几个留校的。所以人是这样的，以前我在工厂想翻身读大学，我以前的中学同学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都是常日班，不做三班的，他们就没这动力去进大学。我有很多同学在中学里很优秀和聪明，觉得他们各方面都非常好，后来他们就没去考大学，就我考了大学，然后我就分到这个地方。我有些大学同学分到中学，而有些中学很差，那些同学就思变，不能老呆在那个地方，于是就出国了。我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很幸福， 两年之后就去读研究生，一直到现在。

安：您是不是觉得您当时的困境不够？自己太顺利了？

吕：对，我觉得自己没有出去读书，就像我这种77级学英语的没有出去读书是很少的。